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与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使用2002~2012年沪深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权益资本成本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地,投资者因规避责任保险机制庇护下公司高管自利行为可招致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公司再融资能力。     

经济发展制度论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制度内涵，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仅具备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完善的体现与结果，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是各国之间体制效率，制度优劣的竞争。     

毛泽东的人民标准论

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评判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的意愿是衡量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这是毛泽东人民标准论的重要体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保险公司的监督作用是企业财务困境风险降低的主要原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或较多的分析师跟踪能减弱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治理效用;产权性质则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经济学方法中的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

分析微观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成本理论和分配理论与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的关系，总结在凯恩斯经济学、总供给曲线以及菲利普斯曲线发生的争论中区分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所具有的意义，探讨制度分析中的长期分析特征，以及通过区分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我们会发现对同一分析对象可能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说明考虑时间因素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中非常重要。     

地理位置、高铁与盈余稳健性

基于债务契约假说的分析框架,探讨企业地理分布对盈余确认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地理分布相对更加偏远时,在信息不对称加剧的影响下,融资约束会刺激企业选择更加激进的盈余确认政策;城市高铁开通有助于缩减时空距离,从而弱化企业地理分布在盈余政策选择中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地理分布对盈余稳健性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高负债企业和低股利企业中更为明显,地理偏远企业采用激进的盈余政策主要是为了向资本市场释放利好信息,以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会有明显的提高,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以及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水平会抑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非效率劳动投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抑制劳动投资过度。     

创新支持政策下自贸试验区企业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分析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自贸试验区企业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模型,运用数值模拟方法,考量自贸试验区相关税收、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模型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研发投资策略,发掘政策红利;有助于政府及时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激励与引导企业创新。鉴于此,需完善鼓励类产业目录、优化事中事后监管规则、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适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股改后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融资约束对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向关系只有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源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强的外源融资约束加剧了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而外源融资环境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